主持人丨周濤 文化藝術領域,我喜歡, 我適合,我擅長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口述 周濤 日期: 2019-09-27

2017年起,周濤終于可以和家人一起過除夕,也能坐在電視機前看春晚了。她會看到節目結束,字幕放完,一邊看一邊回憶,下個節目演員該從幾號門上場,上個節目演員從哪個門撤走,下面切換了,小品該上道具了……“好像我還在那里,就像夢境一樣”

口述? 周濤? 整理 本刊記者? 張明萌? 實習記者? 鄒露? 發自北京

編輯? 楊靜茹 [email protected]

頭圖:本刊記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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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央視主持人周濤的故事,有兩種講法。

周濤的電視人生涯看起來很順利:高中畢業考入北京廣播學院(現中國傳媒大學)播音系,畢業順利留在北京,順利進了北京電視臺,順利去了中央電視臺,順利被借調到北京奧林匹克委員會工作,回央視后擔任央視文藝中心副主任,2016年離開央視,順利成為一系列大型節目的總導演至今。

另一種講述中,周濤有些磕絆。參加廣播學院藝考前,她幾乎沒有基礎,復試險些因各種事故而錯過。畢業留北京,去一家單位擔任配音工作,熬了兩年半才得到進入北京電視臺的機會。加入央視后,她主持《綜藝大觀》,在前任主持倪萍的盛名之下摸索兩年半,終于爭取到話語權。去奧組委工作的選擇,被外界視為“放棄央視當家花旦”的舉動。等再歸來,新一批女主持人風頭正勁。她的黃金主持生涯看起來燦爛卻短暫,盡管她主持了17次春晚,至今仍為所有央視女主持人之最。比起至今仍活躍在熒屏上的倪萍和晚幾年進入央視的董卿,她似乎更熱衷于幕后。

紀律成為勾連兩種講述的繩子。“在任何一個單位都有紀律,我們所在的CCTV有CCTV的紀律,這是我們心里的準繩。”這是周濤主持生涯中最重要的事。

她曾在2008年奧運會開幕式彩排上試圖挑戰紀律。由于參與奧組委的工作多年,她比其他主持人更了解奧運會開幕式的籌備情況。擔任解說時,講到活字印刷的部分,她脫稿講了參與表演的武警戰士數量和準備時間,解釋創意來源。耳麥里傳來臺長的聲音:周濤,按稿子說。她知道,這是紀律。開幕式當天,她全程按稿解說。“紀律是不講條件的事,要無條件遵守。”

她的面目因此變得規矩,規矩與她本來的性格交疊,映照在生活中:人前,她眉眼柔和、情緒穩定,說話字正腔圓、娓娓道來,一臉風調雨順。她儀態端莊,語調無需鋪排也能抑揚張弛。她表達清晰,語句通順,絕少錯漏,一如在任何一臺大型晚會中所呈現的模樣。

認同紀律后,她學會在規定框架內將訴求合理表達與突破。加入《綜藝大觀》之后的前兩年,她一度只能按照給倪萍寫臺本的老師給的同樣風格的臺本照念,觀眾看到的是“像倪萍的周濤”而非周濤本人。1997年8月,周濤接到《綜藝大觀》導演陳雨露的電話,邀請她參與一期關于體驗蹦極的節目錄制,她答應了。在這次節目中,觀眾驚喜地發現了《綜藝大觀》的新色彩,有別于倪萍的知心大姐形象,比她小九歲的周濤給節目帶來了青春與活力。那期節目后,周濤開始了個人主持風格的嘗試,也獲得了與臺本老師溝通的話語權。

進入央視20年后,周濤再次尋求事業的邊界。她離開央視,進入北京演藝集團擔任首席演出官。2017年至今,她擔任總導演,舉辦過三屆“奧林匹克公園音樂季”。她認為自己沒有轉行,“一直在文藝領域往前走。”9月5日,2019年的音樂季首演結束,周濤身著紅色休閑襯衫、戴一頂鴨舌帽與指揮、演奏和歌唱家們合影,笑容松弛,神情篤定。

2017年起,周濤終于可以和家人一起過除夕,也能坐在電視機前看春晚了。她會看到節目結束,字幕放完,一邊看一邊回憶,下個節目演員該從幾號門上場,上個節目演員從哪個門撤走,下面切換了,小品該上道具了……“好像我還在那里,就像夢境一樣。我在那個氛圍里過了17個春節,現在從另一個空間來看,還是會切換到工作狀態,有親切感。”

2011年2月16日,北京,央視元宵晚會,周濤與真假李詠

身處其中戰戰兢兢,看起來卻云淡風輕,決定前幾番焦慮,回頭望一路順利,這大概是周濤的人生寫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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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北京臺只有行政處我沒合作過

高中班主任覺得我應該學藝術,跟我爸爸談到第三次他才當回事兒,我也才開始反觀自己,我有什么?喜歡什么?我是能夠唱歌?能夠跳舞?還是能怎么樣?我跟著合肥的老師學戲劇表演,當時交通沒那么好,我住在淮南,到合肥坐火車還要中轉一次。我周日一大早5點多坐火車,中午12點能到合肥,在老師家學到晚上6點左右,8點離開,回到家已經過了零點。大概有半年時間,可都是片段式的學習,只學了朗誦這一塊。

考廣播學院的時候,只考語言表達,不需要考形體、戲劇表演。這些片段式學習的東西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成了(那年)安徽唯一一名被北京廣播學院錄取的學生。

如果說小時候有夢想,那我從初中開始的夢想就是大學考到北京去。六歲我去過一次北京,去故宮,趴在銅獅子背上照相,順著故宮前面臺階上雕的龍往下滑。上小學讀《我愛北京天安門》,書上有一枚郵票,紅色的天,天安門是金色的光芒。我覺得我看到的天安門就是這樣的,毛主席住在這兒。這是一個孩子對一個城市的向往,很深地扎在心里面。

直到大學報到我才再一次到北京,坐大1路公共汽車,從東往西,經過長安街。看到天安門的瞬間眼淚流下來,兒時的記憶重現,心中的夢想實現了。我說,我來了。

我是一個挺乖的小孩,從小很聽話,父母的要求、老師的要求,按部就班學。到了廣播學院也是,老師怎么教,我就怎么學。至于未來我要做一個什么樣的人,要當主持人?要當新聞聯播播音員?我沒有這種概念,一直處于混沌的狀態。學了這個專業四年,我也沒覺得有多么愛。

大學畢業,我要留在北京,讓我干什么都行。于是我沒有分配在本行業里,去了一個單位做資料片配音,工作量不飽和,每天坐辦公室很輕松。我在那兒工作了兩年半時間,這是我清醒反思的一個階段,我發現我很愛這個專業,會因為我現在的工作覺得可惜和難過。我學了四年,我希望能夠在工作中用到這四年學習的東西,我要走,我要到一個能夠發揮我專業特長的地方去工作,我看清了自己。

2016年2月7日,央視猴年春晚,周濤在后臺準備

所以,得到北京電視臺工作的機會后,我以極高的熱情投入到了新工作中。有那一段失去,又有那一段失而復得,我工作起來非常玩命。印象比較深的是,有次去涿州采訪林青霞,本來約好晚上8點鐘見,我第二天新聞早班,早上7點半要到臺里。但因為她定妝耽擱了時間,等采訪完已經快兩點了,我回到家已經三四點了,還能收拾收拾馬上去上早班。類似這樣的情況好多次,我一個月31天最多上了35個班(我們的班叫早班中班晚班,一天三個班),同時做三個欄目,偶爾還去客串別的節目。

我特別快樂,也迅速得到鍛煉與成長。北京電視臺非常培養我,那時候主持人相對少,我又很勤奮,來者不拒,做過體育節目、戲曲節目、老年節目、少兒節目……只有一個部門沒有合作過,就是行政處,他們不做節目。

1995年,《綜藝大觀》邀請我去主持,我沒想到我能去,那是央視王牌節目,倪萍的主持風格也深入人心。和我一起去的還有兩個女孩,做到第三期,只剩我一個人了。之后就有男主持人了,換了王剛,換了牛群,我當時想,我是不是有點戲了?

央視要調我過去的時候,我很猶豫。我在北京臺已經有了很好的基礎,也得到了去美國學習一年的機會。臺長許諾我回來可以當導演、當制片人,對于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來說,這幾個條件足夠把人砸暈。后來仔細想了想,央視有更廣大的觀眾平臺,我花同樣的時間和精力,一邊可能有觀眾1000萬人,另一邊就可能有幾億人甚至幾十億人。這樣對自己的要求就會不一樣,對自己是個新的挑戰。而且北京臺那時候沒有上星,我之前都是用錄像機把北京臺的節目錄下來寄回家,我去央視了,家人就可以看到我的節目。我決定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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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綜藝大觀》 到 《真情無限》

進入央視之后,沒有退路了,真正的壓力在這個時候產生。《綜藝大觀》是全國人民最矚目的一個節目,每次都是現場直播,對主持人要求極高。倪萍跟著《綜藝大觀》成長多年,與節目互相成就,把彼此都推到了一個輝煌的頂點。我作為一個新人,沒法跟倪萍姐的主持水準相比。一個完全成熟的節目,來了一個新主持人,但沒有創造任何適應我、屬于我發展的助力。昨天在給倪萍撰稿的人,今天在給周濤撰稿,他可能也不是那么了解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表達自己。我和倪萍拿的同一份稿子,所有稿子都是領導審過的,我們沒有改稿子的權力,不能“自說自話”,不能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語言風格來整理稿件,導演讓你這樣說,你說得好是你的本事,但你不能改。

我1995年9月進去,1996年一整年都不太找得到方向,對自己能力有一種質疑,我行不行?我可不可以?我的問題是什么問題?《綜藝大觀》是一個成熟的節目,倪萍盛名之下,我一個新主持人怎么才能找到突破?倪萍是知心大姐那種,很和善,親和力強,我和她差九歲,比較學生氣,我們是兩種不同的類型,我希望在節目里能有我的烙印,而非附屬別人的狀態。我需要怎么突破呢?從哪里突破呢?我找不到。

那時候節目根本沒有考慮改版,怎么會考慮主持人怎么呈現呢?我們兩個人輪流主持,她一期我一期,她播的時候我每次都去看,認真想,這一段現場如果是我,我會怎么處理?她這么說,我怎么說?我這么說觀眾會不會也接受?這是一個慢慢地修煉內功的過程,讓自己能夠變得更勝任一些。

那時候已經很看重收視率了,但并沒有因為倪萍主持高,周濤主持就低。我想這就是為什么那一年我認為自己不太好,但領導和導演依然對我有信心。

我第一個突破在1997年,參加了一次蹦極的節目。很多觀眾朋友都是通過那期節目認識到我,覺得這個女孩很勇敢,很有個性,那是我追求的一個突破點。那時候沒什么真人秀節目,體驗性的節目沒有,對央視來說是第一次——主持人去體驗某一個項目,觀眾印象非常深,收視率奇高。那期節目播完之后,我到臺里,幾乎所有迎面而來的人,認識的不認識的,都說我昨天看了你的節目,你怎么怎么。一周后,觀眾來信也多了,說你好勇敢,看了好感動。再到后來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人都提到那期節目。

從那之后,我和節目融合度越來越高了。可能我的能力得到了體現,節目組也熟了一些,可以跟撰稿去商量一些東西,比如這段串詞我想說點什么,我敢跟他們表達,他們也愿意傾聽。我終于從原來不知道怎么說、拿到稿子誠惶誠恐覺得好好好對對對、懷著無限崇拜的心情把節目做了的狀態中出來了。后來就越來越順利。

在做節目時,《綜藝大觀》關注度非常高,觀眾來信很多,有百分之七八十都是求助信,讓我幫著找工作、幫著上學、幫著找醫生……除了找對象的,別的都有。看了之后心里不太美好,也會給他們寄錢或者提供幫助,后來多了之后,我開始想央視平臺這么好,能不能專門做一個公益相關的節目呢?做《真情無限》的想法大概在這時候開始。

2018年,湖北武漢,周濤和演員孫強出演話劇《情書》

2000年前后,公益意識在國民心中開始萌芽,NGO特別多,公益是一個社會大勢。我在《綜藝大觀》做了五年了,從101期到200期,我覺得是一個圓滿。我30剛出頭,越來越希望能夠在一個節目當中起到更主導的作用,主持人話語權不夠,表達也不夠。主持人的表達是在導演的框架下表達,《綜藝大觀》中我的表達不充分。

我想做一個自己喜歡的、能夠有話語權的東西。《真情無限》是一個公益環保的節目,我創意、我策劃,又兼主持人,具體的編導我不掛名,但實際上我就是總導演。每期節目的選題、每一個內容都是我定的。我是節目的絕對核心人物。

剛開始,領導對我沒什么信心,給我的時間是中午12點和晚上12點播出。但收視率不錯,那時候觀眾投票評選綜藝頻道優秀欄目,我們是十佳欄目前五名。播了大半年,調到了周三晚上9點播出,后來調到了周六晚上9點。我在30出頭的年齡,交出了這樣一個答卷,愣是把中午12點晚上12點的節目做到了周六的黃金時段,我想這是對我的認可,我的成績還算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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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朋友們,再見

去奧組委是一個插曲,那時候奧組委一些朋友希望我能夠去那邊工作。當時大家都對2008年奧運會有一份向往,作為一個媒體人,2008年之前,奧運會是最受關注的新聞事件,發生大事的時候,我參與、我在,這種參與感是每個新聞從業人員的原發動力。

我這時候已經做幕后了,節目的收視、呈現出的東西和社會效益比主持帶給我的成就更大。我看得更加清楚了,今后往哪條路走。當我離開的時候,放掉我現在擁有的,我心痛嗎?大學畢業的時候沒進入這個行業,我很心痛。這個時候我要去奧組委,可能會放掉大家嘴里的央視當家花旦,我沒那么痛,不當可以。我答應了,轉入北京奧組委奧運新聞中心擔任新聞官。

開幕式解說其實不是我的工作預期,當時我負責開閉幕式全球的電視轉播。我是劇組、創意組、導演張藝謀和轉播方的一個溝通人。媒體見面的時候,我負責招呼大家跟彩排、看現場,我會做一些講解,央視覺得沒有人比我對開幕式更了解,希望我來主持。

但其實我積累的東西也沒有太用得上。我和孫正平主持,有嚴格的臺本,又回到了《綜藝大觀》開始的時候。我本來以為是相對解說的方式,還找張藝謀抽了兩個半天和我聊,從頭到尾梳理了一遍開幕式的內容,但都沒有用上。

8月8日前有一次彩排,我和孫正平按照開幕式說一下,除了運動員進場環節,其他部分都有。在活字印刷那段,我脫稿跟孫正平說,這個看著可能像電腦程序一樣的東西,是多少名武警戰士花了多長時間做了一個創意。馬上耳麥里臺長就跟我說,周濤,按稿子說。我知道,好,這是要遵循的播出紀律。

在奧運會之后,我回到電視臺,工作重心也發生了轉移,被任命為央視文藝中心副主任,一直到2016年,八年半時間,工作相對固定,每年有分管的內容,包括“心連心五一晚會”“十一晚會”“青年歌手大獎賽”“相聲大賽”,差不多就這些。每年題目不一樣,但類型相對固定。久了之后,我想要跳出這樣的框架,還想干點別的。

2016年,我正式離開了央視,加入北京演藝集團,我的想法沒有變過,還是希望能夠做獨立的、自己能夠確立藝術樣式和風格的節目。比如去年我做了第五屆世界佛教論壇開幕式和文藝演出的總導演,今年文聯的“百花迎春”文聯春晚總導演,這都是原來在央視我做不到的。在央視只能做央視的節目,這是紀律。

2017年,我開始做奧林匹克公園音樂季總導演,到今年已經是第三年。我喜歡“三”這個數字。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到了三這個年頭,我們已經摒棄了二元對立的、簡單的、直線的思維模式,對事情的認識更加全面準確,內心也更加篤定,要不斷地進行大膽的嘗試,始終追求積極健康的藝術風格、傳播最具欣賞價值的藝術作品,給觀眾提供多重互動的機會空間。

2018年7月22日,山西大同,第四屆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閉幕現場,周濤與吳大維一同主持

很多觀眾留言說,以前不知道嚴肅音樂其實很好聽,這是對我節目品質的認可。其實無論中西的古典樂,都不像大家想象的有那樣高的欣賞門檻。我希望今年能夠把音樂季做到一個新的臺階,讓高雅音樂更貼近生活,成為美育教育的一部分。

我一直按著文化藝術方向(前行),不會走偏的,我喜歡,我適合,我擅長。

除了做節目、到奧組委、當副主任,我一直沒間斷過的就是擔任大型演出的主持人。進入臺里第一年我就參與了春晚主持。只是我在西安分會場,演一會兒、停一會兒。第二年我就回到了主會場,但一直有前輩在那里,倪萍姐和趙忠祥老師,我們年輕的站旁邊,快到零點,不說話了,兩個老同志說,我們跟著喊54321就行了。

一直到1998年,長江大水,有一次賑災義演,倪萍姐懷孕了,趙老師腿摔壞了,我和朱軍第一次在重大晚會中作為擔綱的主持人。那天直播,如果洪水超過水位線要分洪,分洪荊州就沒了,可是如果不分,武漢就沒了。如果分,就會在直播過程中分。我和朱軍在直播前半個小時,被臺長拉到一邊交代情況,做了好多套預案。不過幸好,水位沒有超過警戒線,大家都頂住了壓力。

在這次之后,倪萍姐和趙老師就慢慢往后退,我們就一點一點上。這是階梯型的,沒有一步登天那么美,也沒有一步踏向深淵那么痛苦,我們很好地完成了老一輩主持人到我們這輩主持人的傳承與過渡。

我一共主持了17年春晚,入臺后連續主持了16年,2012年到2015年沒有主持,2016年主持完后離開央視。

《綜藝大觀》是主持人的試金石,每兩周一次直播,形態和春晚很像,相聲、小品、音樂,號稱“小春晚”,是春晚的放大版。《綜藝大觀》50分鐘,春晚四個多小時,相當于五個綜藝大觀。《綜藝大觀》的主持人是春晚的首選主持。

剛主持春晚的時候,不像現在,我始終沒有把春晚看得那么重。那個時候受關注的節目太多,每一臺大型綜藝節目都有很多人看。《綜藝大觀》收視率最好到45%,我離開的時候12%。現在收視份額到1%已經很不錯了。春晚只是眾多受關注的節目之一,不是一枝獨秀。跟現在不太一樣。

我主持了這么多年春晚,感覺也從來沒有什么不一樣。只有一個,以前每次春晚最后一句我都會說“今年的中央電視臺春節晚會到這里就結束了,謝謝大家收看。觀眾朋友們,明年再見!”2016年我已經決定要走了,我在春晚舞臺上最后一句話是:“觀眾朋友們,再見。”沒有明年。

觀眾朋友們,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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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總第615期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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