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業丨IPO失敗,WeWork從明星到“騙局”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陳洋 日期: 2019-10-10

那個科技公司即使無法盈利也能獲得超高估值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本刊記者? 陳洋 / 編輯? 孫凌宇? [email protected]

頭圖:2018年1月16日,美國紐約,WeWork聯合創始人亞當·諾伊曼(中)出席納斯達克開幕式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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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對于硅谷的獨角獸們(估值在10億美元以上的初創企業)來說,難言太平。過山車上,各有各的不如意。

最近遭遇“大崩塌”的是明星獨角獸、聯合辦公空間初創企業WeWork。這場大崩塌發生得如此迅猛,以至于在不到兩個月間,WeWork就經歷了從“一級市場估值最高的美國獨角獸”、“今年美股第二大IPO”到“估值縮水四分之三”、“最終取消IPO”的瘋狂墜落。

表面上看,巨變的分水嶺是今年8月中旬,WeWork公布上市招股書。

作為自Uber上市后最受矚目的科技獨角獸,在此之前,成立九年的WeWork光環重重。除了和Uber、Airbnb并稱為“共享經濟”代表企業,它是紐約、倫敦最大的辦公地產租賃方,孫正義首期千億軟銀愿景基金的重倉對象。據其招股書,截至2019年第二季度,WeWork已在全球29個國家111個城市的528個地點設有聯合辦公室區,會員數量達到52.7萬。

據《華爾街日報》報道,WeWork聯合創始人、原CEO亞當·諾伊曼原本對此次上市頗有信心。事實上,作為這頭在IPO前估值達到470億美元“巨獸”的絕對控制人,這位身高1米96、擁有黑色長卷發、曾在以色列海軍服役5年的創始人甚至對上市后的豐厚收益做了一番預先分配。

可出乎意料,一個多月后,不僅上市加冕的目標蒙塵,甚至和uber的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一樣,他將在一場持續不斷的風波后,被董事會逐下CEO寶座,陷入輿論的泥潭之中。而比卡蘭尼克更不幸的是,諾伊曼甚至連在陽臺上旁觀敲鐘儀式的機會都沒有。10月1日,在經過大幅下調估值、推遲IPO等嘗試后,WeWork的母公司We Company最終宣布撤回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招股說明書,一度轟轟烈烈的IPO遭遇擱淺。

上市是對初創企業及其投資者、員工的一次回饋,標志著企業進入到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同時也是一道關卡,意味著需要更加坦誠地披露信息,并接受資本市場的冷酷拷問。對于所有未實現盈利的科技獨角獸公司而言,無論是上市前的路演估值,還是上市后的交易股價,無不與二級市場對其盈利能力的判斷緊密相關。對于WeWork來說,也同樣如此。

盡管人們對于WeWork的運營狀況早有猜測,但招股說明書對公司近年來持續虧損數據的披露還是讓不少潛在投資者捏了把汗。據招股書,2016年到2018年,WeWork的營收分別為4.36億美元、8.86億美元、18.21億美元,而對應的凈虧損分別為4.30億美元、9.33億美元和19.27億美元。今年上半年,雖然WeWork營收相較2018年同期翻了一番,達到15.35億美元,但凈虧損也同樣高企,達到9.04億美元。按照美國媒體的說法,“幾乎每賺1美元就要花2美元。”

事實上,相較“共享經濟”的其他兩個代表——Uber和Airbnb只是作為中間商,WeWork屬于重資產業態,它首先需要墊付錢從房東手里拿下房子的長期使用權,然后通過向企業和個人短期租賃,賺取差價。這種模式背后最關鍵的莫過于現金流,如果沒有持續穩定增長的用戶,就會導致壞賬的出現,進而資金鏈會斷裂。而外界則一直質疑,在無法實現自體造血的情況下,WeWork長期依賴投資機構的注資來實現其瘋狂擴張,吹大了估值的泡沫。

據這份招股書對企業發展風險的提示,截至今年初,WeWork的長期租約合同高達140億美元,未來最低租賃支付義務也有472億美元,而相對應的,目前可統計的租賃承諾為15個月,預期收入約合40億美元。

不過,“盈利難”這一科技獨角獸的通病并不是人們對這份報告反應如此之大的唯一原因。當越來越多的投資者、分析師、記者想要借機一窺這家“明星公司”的全貌時,更多的麻煩反而是在盈利之外。

首先是關聯交易的問題。今年1月,《華爾街日報》曾報道,諾伊曼曾將自己擁有的幾棟建筑物出租給WeWork,并因此賺取了數百萬美元。招股書對此做出回應,稱諾伊曼同意將來不再購買與WeWork有業務往來的房地產,任何未來的關聯交易都需要經過WeWork審核委員會的一致同意或董事會批準。

事實證明,諾伊曼的相關交易并不止于此。原來,諾伊曼曾通過一家控股公司購買了“We”商標,后來為獲得該商標的使用權,WeWork向諾伊曼支付了590萬美元的許可費用。該文件還顯示,除了諾伊曼的妻子、WeWork聯合創始人、首席品牌官麗貝卡·諾伊曼以外,他的其他家庭成員也曾與公司有業務往來。而麗貝卡更是被其指定為他去世后公司的繼任者。

招股書被不斷挖掘出的信息疊加媒體的追蹤報道,讓諾伊曼和他一手打造的WeWork迅速成為輿論的標靶。包括BI在內的知名科技媒體則援引了來自WeWork內部員工的爆料,曝光了公司內部存在的飲酒和兄弟會文化,其中還涉及性騷擾等問題。之后,《華爾街日報》的一篇報道更是直指諾伊曼有飲用龍舌蘭酒和吸食大麻的愛好,直接送上致命的一擊。

上海WeWork 的辦公環境

有Uber和卡蘭尼克的前車之鑒,故事接下來的進展顯得更為理所應當。

9月底,在董事會大股東軟銀等的主導下,諾伊曼被奪去了指揮棒,改由副董事長塞巴斯蒂安·岡寧安和首席財務官阿蒂·明森出任WeWork聯合首席執行官。

根據CLSA等券商的估算,作為WeWork前期最堅定的支持者,軟銀及軟銀遠景基金在過去兩年多次押注WeWork母公司We Company,以近110億美元的累計投資額獲得了后者近30%的股權。這次糟糕的IPO風波無疑讓軟銀頗為難堪。要知道今年年初,軟銀剛剛以470億美元的估值對WeWork進行了投資。而這次風波后,因市場遇冷,WeWork曾一度試圖將估值腰斬至200億美元。如今上市集資的計劃不成,作為大股東,為了讓游戲繼續下去,已經上船的軟銀接下來不得不追加更多的籌碼。

作為全球最大的科技投資機構,軟銀近年來的命運和獨角獸們一樣顛簸。Uber和WeWork作為全球前五大科技獨角獸,曾一度是軟銀投資列表中最亮麗的代表。但即便是幫助軟銀成功退出的Uber,上市5個月來,股價也已經下跌了超過30%。華爾街顯然對于這些在一級市場被資本重金簇擁的商業模式逐漸失去了耐心。相比漂亮的PPT和未來承諾,在市場低迷的環境下,他們更愿意看到現實的盈利。

經常被資本市場拿來與WeWork對比的是歐洲一家共享辦公空間公司IWG。截至2018年底,該公司擁有3306個辦公網點和44.5萬個辦公桌,這是一個足以媲美WeWork的數據,可IWG的市值只有WeWork的十分之一,而且已經實現了盈利。

獨角獸們在資本市場的接連遇冷也引發了業界的反思。摩根士丹利首席美股策略師邁克·威爾遜就將WeWork這次的IPO失敗視作一個時代的結束,那個科技公司即使無法盈利也能獲得超高估值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

而另一些人則開始給WeWork“科技公司”的定位打上問號,他們認為WeWork可能更偏向于一家房地產公司。也有聲音指出,近年來,幾乎所有的創業公司都在致力于把自己包裝為科技公司,以獲得更高的估值和投資者的青睞,甚至有些投資人出于自身利益驅使,也參與了這場“包裝”。這一觀點也得到了Benchmark合伙人比爾·格林的回應,Benchmark同時也是WeWork的重要股東。在他看來,是不是科技公司,并不是最關鍵的問題,正確的提問應該是,這些初創公司能否證明自己在未來具備強大的盈利能力?

顯然,如今問題纏身的WeWork給出的答案無法讓資本市場信服。

雖然招股書已被撤回,但在一份最新的聲明里,WeWork依然宣稱成為上市公司是其目標。據《商業內幕》援引一位知情人士的消息,兩位新任首席執行官正試圖讓WeWork更聚焦于核心業務,為此一場裁員正在開展中,裁員范圍在10%至25%,受波及的員工數量在1000至3000人左右。除此之外,二人也在考慮出售近年來WeWork收購的一些公司,以緩解資金壓力。

2019年注定是獨角獸的多事之秋,但這或許僅僅是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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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總第615期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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