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丨林培源 一個青年純文學小說家的焦慮人生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張宇欣 日期: 2019-10-10

生活的負擔、未來求職的慌張、寫作的焦慮、同儕壓力一同向他施壓,但“如果一個作者跟外部世界或者說跟自己內在的緊張的關系完全消除的話,可能就廢掉了,他寫不出作品”

本刊記者? 張宇欣? 實習記者? 王佳薇 / 編輯? 周建平?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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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培源

青年作家,1987年生于汕頭澄海,現為清華大學中文系博士生。曾獲兩屆全國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第四屆“紫金·人民文學之星”短篇小說佳作獎。已出版長篇小說《以父之名》《南方旅店》、短篇小說集《第三條河岸》《鉆石與灰燼》《以父之名》等,2019年出版短篇小說集《神童與錄音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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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新人

在作家阿乙眼中,寫作是一場激烈的競爭。他傷痕累累,干掉了很多人,也害怕被干掉。懷著“急功近利或者說瘋狂”,他會留意、汲取年輕一代作家的文字。在一些文學場合里,他與青年作家林培源熟識。

2019年9月,在北京單向空間愛琴海店的一場對談活動中,阿乙以玩笑的方式表達了自己對林培源的賞識:“我看《神童與錄音機》這本書時心里有點難受,我看哪段文字都很順,我在想是不是因為編輯和美編排版排得太好了,跟作者的關系不大?后來我想了一下,兩個原因都有。”他不吝夸贊林培源的語言有民國氣質,“好像是源遠流長過來的,有些我們國家四五十歲的作家可能都遠遠不如(他)。”

32歲的林培源第一次憑文章獲得名聲是在12年前,他以新概念作文大賽一等獎“出道”。2008年,在深圳大學就讀大一的他又獲得新概念一等獎。2009年,他在第一屆“THE NEXT·文學之新-全國文學新人選拔賽”中進入12強,簽約文化公司,擁有了人生第一場簽售會。盛夏,浩蕩的讀者隊伍從地下車庫排到四五層,創下西單圖書大廈的簽售記錄。他是享受鮮花和掌聲的一份子,回校后便成為當地媒體和學校官網的報道對象。

那是文學乘著商業的風扶搖而上的年代。年輕的文學愛好者在獲獎后迅速成名、踏進名校、出書、繼續出書,旺盛的表達欲和對認可的需求得到滿足。今日回看,林培源將這一切定義為和超女快男邏輯類似的“文學選秀”,作家生存于泛娛樂精神的運作下。第一本長篇小說《薄暮》(2009)讓他一次性獲得了4萬多元的版稅,對于家境普通的他來說是一筆巨款。他是大學班里第一個用iPhone的人,再也沒向家里要過生活費。到2012年,他共出版了四部長篇小說。

“后來在這條路上走著,我就慢慢發現,實際上我的寫作風格、要走的方向,跟‘文學之新’框定的那一條路是相悖的。”9月末,林培源在清華附近的一家咖啡館里說。去年與公司合約到期,他再未續約,自視為純文學的新人。

在以書寫青春傷痛為主的作者群中,林培源相對另類。上大學前,他沒有都市生活經驗,自認不擅長為讀者構建這種想象。本科頭兩年他也寫青春文學,發表在這類雜志上,“特別矯情的想象”、“特別別扭”,他形容。后來這些文字都隨風飄散,還是寫潮汕的人和事感覺自在;但公司主要面向青春文學愛好者,嚴苛的條款規定了簽約作者不能投公司系統外的刊物。創作理念與他所處的商業體系不吻合,有時他索性不寫。

2013年續約時他極力爭取,有了向外投稿的權利,從此在純文學領域嶄露頭角,短篇作品陸續刊發在《花城》《山花》《青年作家》《小說界》《香港文學》等刊物。

“他所在的商業機制有粉絲、有渠道,每出一本書都可以獲得相應的收益,但他很早就意識到這可能是不行的。你想,一個人的閱歷、年齡、經驗都沒到那個程度,就一部一部地寫長篇,密度在專業讀者看來是不夠的。”陳培浩說,他在韓山師范學院任教,也是現代文學館客座研究員,七年前與林培源在廣東作協的活動中相識,成為在學術和寫作上常交流的好友。

阿乙表示,文學期刊的意義不在發行量,而在于它聚集的一批受過文學教育的優秀同行對作者文本進行一次徹底的鑒定。“如果你的文學作品通過這個路線,起碼證明了它經過一定的篩選。對一個謙虛或者謙卑的作者來說,它確實是一個良好的自我審視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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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一只白鴉

林培源和外部世界的緊張關系可以追溯到1994年夏天。他剛讀完學前班,和父親坐鎮上跑長途的大貨車到深圳,再打車去姑姑家。父親幾乎不會講普通話,他看電視學了一些,把“羅湖”說成“羅孚”,探親路充滿波折。家里不富裕,九年義務教育尚未普及,每當要交學費——四個孩子、近兩千塊——家里氛圍都緊張。上小學后暑假去深圳和表弟到少年宮上英語興趣班,26個字母認不來,城里孩子吃穿用度都新鮮。姑姑常對他說:要好好讀書,以后出來到大城市生活。

如今離家12年,焦慮依然沒有放過他。家鄉重宗族倫理,他是家族同輩唯一的男丁,在潮汕人經商從政的氛圍里殺出一條搞文學和學術的路,“特別異類。”格格不入感在每次回鄉時加劇,長輩詢問他讀博有無工資,同學大多本科畢業在縣城工作、在市區買房,遠一點的奔往廣州深圳,成家立業生小孩,比上一輩更上一臺階。他一路北上,又出國訪學,生活軌跡超出很多人想象,但缺乏穩定收入令他不安。老友聚會,吃串喝酒,聊房貸學費汽油漲價,大家都藏起了年少的傾訴欲,不輕易袒露心聲。

也有鄉人說他是大作家、澄海的驕傲,采訪前一天有朋友轉給他一篇研究生母校知名校友的推送,里面有網紅、時尚博主、創業達人,他排在最后。他微信回對方“哈哈哈”,心里想,他打死也不要轉發那個東西。在自傳性最強的小說《一個青年小說家的肖像》,主人公高中愛上文學、高考失利,寫作也陷入瓶頸。“這個未來的小說家被兩堵墻夾住了,一堵叫現實,一堵叫夢想。”

從林培源的作品中,陳培浩能讀到“揮之不去的焦慮”。“《白鴉》焦慮于精神性該在俗世如何安置、《神童與錄音機》焦慮于一種靈性自我被作為大他者的‘錄音機’所摧毀、《金蟬》焦慮于如何在一地雞毛的中年生活中‘金蟬脫殼’、《消失的父親》則焦慮于一種可以將活生生的人輕易帶走的神秘力量。”

經驗性和抽象性是林培源小說的兩面。早期的幾部長短篇集都是現實主義風格,《第三條河岸》(2013)的作品大部分都發生在虛構的“清平鎮”,明顯脫胎于潮汕小鎮,以小鎮女性視角講故事的短篇集《小鎮生活指南》明年即將出版。鎮上或離開小鎮的人灰暗潰敗的生活很多來自他的真實體驗。

高考后他在廣州十三行的服裝城幫姐姐看店,去沙河批發市場拿貨,用很大的黑塑料袋塞了衣物拉著走;他也住過東莞的城中村,房間是不規則的扇形,晾衣服要掛在窗外——這些細節為小說的底層主人公提供了現實的血肉。小說幾次寫過的游神賽會是潮汕地區的盛事:由輩分最長的老人念禱詞、卜卦,算出吉時,祈禱風調雨順。童年時,他和小伙伴會把板凳倒扣、搭兩根棍子當簡易轎子,用泥塑捏成神像放在“轎子”上抬著跑。

“培源從年輕時就一個人獨自面對經濟的、寫作的、學業的、人事上的種種問題,而且還沒有真正在社會上獲得一個穩定的位置,這種生活讓他沒有辦法任性起來。所以他應對這個世界的方式不是大開大合、非常瀟灑的,他一定非常嚴謹,有計劃,很刻苦,做事情會考慮方方面面。”陳培浩說,“雖然他的才華以及他對荒誕性的文學經驗的吸納讓他也會寫出這樣(魔幻色彩的)作品,但是我想這可能是他的一個變奏,而不是他的底色。”

《神童與錄音機》系統地體現了他對小說反常識的嘗試,充斥著夢境、想象、瘋狂:有意外去世后以亡靈視角講故事的郵差、忽然消失的父親、超現實版的傷仲永、靠巫“燒夢”來刪除記憶的華僑。張楚認為,寓言性的小說不易藏拙,會暴露思想的貧瘠和哲學上的短視,但林培源展現了“日常生活出現不可逆的悖論”后的冷酷、矜持。

張楚注意到林培源小說中形形色色的父親形象,“我覺得父親象征著愛、制約和權力。”他們或暴烈、或沉沒、或消失。其中最極端的例子是復調小說《以父之名》,四位主角都是父親缺席的異鄉人,主人公阿喜更是視故鄉如黑洞,他找不到生理意義上的父親,果決地逃離養父后走上了無望的尋母之路。

林培源的父親不是那些父親的原型。林父是個樸實的鄉鎮人,一個好木工,一直支持兒子的夢想。“可能在生命深處我是想要去對抗故鄉或者家族壓在我身上的東西,就像被壓在五指山下的孫悟空(要反抗)一樣。”林培源說。故鄉似磁鐵和幽靈,潛意識讓他把父親當作故鄉的變體,在失去、逃離、對抗的情節中排解和掩埋他的焦慮。

最早收錄于《鉆石與灰燼》中的短篇《白鴉》是林培源所有作品里陳培浩最喜歡的一篇。“這是他向純文學的轉折,青春作者基本上是處理一個‘我’的經驗,寫叛逆、寫理想的受挫。但是《白鴉》處理的是‘他’的經驗。”陳培浩說。在黃山上瀕死的父親被突然而至的白鴉拯救,父親把白鴉帶回城市,視之若神明,但禽流感的入侵讓所有人都逼著他殺死白鴉。“白鴉在父親的精神危機最嚴重的瞬間出現,成了父親對抗心靈黑暗物質的圖騰……卻無法與其他人共享。母親和街坊都成為撲殺精神之鳥白鴉的力量。在此意義上,父親其實構成了魯迅筆下孤獨者的遙遠回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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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中人

北京的很多同行認識林培源是因為他的文學批評。格非、阿乙、張楚、薛憶溈、王威廉……被評論者不少都是他的師友。優秀的文本能給他刺激,看到不好的,他會明顯地指出硬傷,后來懂了技巧,別人約稿,他會先說,“我先看一下文本怎么樣。”

“那你說的似乎隱含了一個前提,文學批評有背書的意思。”我說。

“會,我們的很多批評是商業互吹,我吹捧你、你吹捧我。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做這個事情的人本身要有個清醒的判斷和認識,而不是接到什么東西就寫。”

他又說,“我覺得中國就是人情社會,就是人跟人不斷產生聯系。我沒有什么脾氣,基本上能幫的我都會幫,因為我也從別人身上獲得很多的幫助。”2015年到清華讀博后,他寫小說、做學術、寫批評,與寫作者、期刊編輯、出版社熟稔,已深入北京的文學場。不時會有人拉他參加研討會、約個組稿。9月的那次對談,鄧安慶、李唐、孫一圣等年輕作家都去捧場,活動結束后二十幾個人一起吃夜宵。燒烤店很小,大家只能分開坐,林培源樓上樓下地跑,和兩撥人聊天,“那天真的特別開心。”

阿乙認為生活在大城市對作家非常重要。二十幾年前,他就讀于南昌的公安專科學校,接觸到的寫作老師原來是個駕校教練,只看過《花園街五號》這一部小說,還是短篇。后來他一步步走到鄭州、上海、廣州、北京。“至少我到這些地方,我能看到你們的刊物,能參加一些活動,也能去清華北大轉一轉。在縣城,你就得跟一些愛好古詩詞的文友在一起唱和,你的文學的可能性就變低了。除非這個人的定力很強,或者造化很好,有很強的才氣才能抵消地理上的不足。”

在林培源及其同輩身上,阿乙看到了80年代作家群體的影子,“用一個成語,鮮衣怒馬。”不同于自己在書房孤獨寫作,林培源他們社會性更強,外向、開朗、呼朋喚友,同輩人關系非常好,可以不斷地交流、碰撞。

2017年,林培源攜剛剛登記結婚的妻子到美國杜克大學訪學一年,時差與地理距離讓他和北京的文學場產生了微妙的反應:“他們這邊喧囂已經過去了,我一個個看,誰獲獎、誰出了書、誰寫了什么批評,大家是怎么反應的。我好像在場,又不在場。”

從寫于這一時期的《誕生》中可一窺文學場的生態:高起點的年輕作家不是被媒體捧壞就是著了前輩的道,“那股想要變成大師的勁兒真讓人討厭”,而“他們所乞求的大師,在你寫小說時指手畫腳,在你讀小說時捏腔拿調”;一些理工科大學的學生缺乏文學素養又不肯多讀書,“像趕集一樣”來找教授;教授教導學生介入文學現場,自己卻懷疑這個專業“頂多就是給這個貧瘠的世界增添幾個話語和概念”——格非看完小說后莞爾,那個教授寫的不就是我嗎?

?但在采訪中,比起場中眾生相,林培源更多地談到文學場對作家個體的影響。80年代文學期刊就是作家的圣經,現在卻成為自產自銷的地盤,“好多作家基本上一本書出來,也就是最后去評個政府的獎杯、拿個項目扶持,拿幾萬塊錢。我覺得很可悲,有很多很好的純文學作家,和普通讀者完全隔絕。”有朋友羨慕他,說“說林培源是有讀者的,我們是沒有”。他也回敬以玩笑:自從寫了純文學,作品首印數都下降了。

林培源本人對文學的生產和傳播抱著開放的態度。他2009年進駐微博,在幾個平臺上都發言勤快,常回復讀者提問——有的關于寫作,有的咨詢他考研讀博事宜,還有人把他當樹洞傾訴感情受挫之苦。他亦樂于為師友的好作品宣傳,在社交網絡分享讀后感,或者寫一篇批評。

在阿乙看來,想走純文學道路的人不可避免會遇到“怎么到達讀者”的問題。他過去用博客寫作,后來被羅永浩推薦到牛博網最顯眼的位置,短篇集結為《灰故事》出版,被北島看到,推薦到文學雜志《今天》;李敬澤因此讀到他的小說,在《人民文學》上刊登了他的《意外殺人事件》。“每個人都在找自己的一條船往前行進,有的人很可憐,沒有找到這條渠道,但是他寫得非常好。我認為好的寫作者,或者是敬業的寫作者,都不會把外在的東西看得特別致命,他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然后想辦法從封閉的泥土里走出來。”阿乙說。

陳培浩說,他接觸到的純文學作家都沒有對讀者居高臨下的傲慢,“即使沒人看也無所謂,這都是被迫無奈的姿態。如果有渠道可以讓讀者去了解他們,他們當然是樂意的。”采訪到尾聲,他表達了對媒體能把好作家帶到大眾讀者面前的希望。“這是非常有價值的。你們確實需要考慮一定的話題性、受眾,但如果有可能的話,你們也可以多做一點努力,一些很好的純文學作家身上是能夠找到一個點(傳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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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為一個牛逼的小說家”

2013年,林培源在暨南大學比較文學專業讀到研二,有了考博的想法。初試成績第一,復試后卻被自己的導師刷了下來。之后去導師家,對方委婉表示:你本身的優勢是寫作,跟我讀下去好像也不能學到什么。

那是一段灰頭土臉的時光。預設路徑被攔腰斬斷,“時常被懸在半空的惶恐包圍,這種感覺令人沉默,也令人恍惚。”他在一篇文章中寫。陳培浩強烈建議他考格非的博士。他從高中就喜歡格非的作品,發郵件咨詢,格非回:歡迎報考,不過我們名額有限。格非只招一個博士生。

將近一年,生活枯燥,每天在廣州姐姐家與麥當勞間兩點一線。在小區外發廊剪頭,被問起工作,他說自己是“做淘寶的”。這并非空口撒謊,姐姐那陣子要開網店,他幫忙注冊、拍照,一次發朋友圈,被調侃“著名青年作家淪落賣鞋”。

經歷了這些不順后,林培源在學術研究上步入正軌、出了純文學小說集、有了越來越多的讀者,人生向上走,焦慮某種程度上得到緩解。但他知道自己和世界的緊張關系無法完全消除。

北京,《神童與錄音機》發布會,林培源與知名作家張楚、阿乙暢聊文學

作家麥家很喜歡他給《人生海海》寫的長批評,5月兩人在北大新書分享會后相遇,麥家問他:“你以后是想要寫小說,還是要做學術?沒有人能夠兩條腿走路,兩樣都能做得好的。”

學術研究與小說寫作能否并行?這是他常面臨的質疑。9月,與林培源對談時,阿乙勸他:“沒有必要為所有的人都寫上一部評論,作品好的就是好的,壞的就是壞的,就讓它過去吧。既然自己有這么好的條件,就認真寫自己的東西,早日超過過去的徐志摩,成為未來的格非。”

“我承認我并沒有其他一些同行那么巨大的勇氣,靠寫作支撐生活。我需要有個保護殼讓我安身立命。”林培源說。總是有朋友告訴他,他在寫作的人里“看起來比較靠譜”,“就是說我特別守時,特別理性,做事情特別有規劃,自制力又特別強。”陳培浩相信林培源一定有一個精確的時間表,在強迫癥和高度自律的驅使下嚴格執行每一項安排。林培源確實有這個習慣。本科時他在課業和寫作中忙個不停,一個朋友建議他可以用本子記下每天要做的事,他記了整整三本,之后形成自然慣性。

剛過去的9月,日常的學術訓練之外,林培源到各地參加新書簽售會、接受了數個采訪、參加學術會議,除了睡覺所有時間都在做事,“像一個終端機的中樞一樣不斷地在處理各種信息”。

生活的負擔、未來求職的慌張、寫作的焦慮、同儕壓力,由外而內向他一同施壓,“像一個漩渦一樣,把你緊緊地裹在里面。”當然,“如果一個作者跟外部世界或者說跟自己內在的緊張的關系完全消除的話,可能就廢掉了,他寫不出作品。”

在以前的采訪里,他曾說,學術讓他異化,寫小說讓他抵抗異化。但欣慰的是,他如今在小說和學術中都找到了快樂。在杜克大學的圖書館偶遇趙樹理全集后,他找到了心儀的博士論文研究對象。一年后回國,毅然重新開題。9月,他一篇研究趙樹理晚期小說風格的論文在學術會議上獲了一等獎。

學院智識讓寫作者在經驗掏空后能再上一步。“如果你沒有一個更形而上的、用盧卡奇的話說是一個‘總體性’的東西來照亮你的經驗的話,你那點東西寫進小說當中是很平庸的。”林培源說。

“他自己就是很好的鑒定師,又師從于當代最有權威和活躍的學者型作家,他對文學的把握和感覺是非常好的。你會覺得一個人如此年輕,又勇敢,文本如此精到。雖然你看他現在好像還沒有大的動靜,但可以預見到,收獲的時候會長出特別茂盛的稻谷。”阿乙評價。

采訪前兩天,林培源到對外經貿大學講課,結束后一個本科男生向他表達自己寫文章無人看的迷茫,并問他,寫小說的原因是什么?如上所見,他是一個態度溫和、說話周全的人,但那天他脫口而出:“我的想法很簡單,我就是要成為一個很牛逼的小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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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總第615期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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