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丨一手錦標,一手市場 ——前籃球掌門人李元偉的掙扎與解脫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 徐梅 日期: 2019-10-10

“老李給中國籃球留下了一筆非常珍貴的財富,他給我們的未來打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在他任職的五年中,也許大家看到的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但其實這都是思想上的轉變”

本刊記者? 徐梅? 發自北京 / 編輯? 孫凌宇? [email protected]

圖/本刊記者 梁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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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8日晚,中國男籃結束了在世界杯的最后一戰,負于尼日利亞,僅獲得本屆世界杯的第24名。本土作戰卻落得1978年以來參加該項賽事的最差戰績,失去直通東京奧運的名額,且因明年6月落選賽出線希望甚微,極有可能無緣奧運會,一時間輿論嘩然。

“男籃世界杯這個結果,大家都始料未及,盡管知道我們與歐美強隊的差距很大,但在占據天時地利人和的情況下,打成這個樣子,大家無法接受也在情理之中。看到與尼日利亞隊比賽的最后,易建聯那不甘的眼神,我很心痛。這樣的結果,如果出現在我們那個時期,后果將不堪設想。所以,姚明在賽中賽后面臨的壓力,我感同身受。”

2019年9月8日,廣東廣州,男籃世界杯,中國以73比86不敵尼日利亞,易建聯和姚明神情黯然

說這番話的是中國籃球曾經的掌門人李元偉,2003年6月他被任命為國家體育總局籃球運動管理中心主任,導致他的前任信蘭成“下課”的直接原因正是男籃國家隊戰績不佳——中國男籃先是在2002年世錦賽上1勝7負,位列第12名,隨后又在釜山亞運會男籃決賽中加時賽不敵韓國。

李元偉自己也曾在2006年夏秋因國家男女籃世錦賽表現低于預期,飽受社會和球迷的責難質疑,心情灰暗至極時甚至考慮過辭職。“亞運會是小考,世錦賽是中考,奧運會是大考”,每次考試過后,都會有一批人“下課”,“打不好奧運會,那就是一票否決,沒有商量余地。”

姚明與他一直保持著密切的聯絡,對于李元偉,姚明心中有一份敬意,“老李給中國籃球留下了一筆非常珍貴的財富,他給我們的未來打了一個非常好的基礎。在他任職的五年中,也許大家看到的都是形式上的改變,但其實這都是思想上的轉變。”

“我也非常喜歡姚明,他聰明、謙和,想要為中國籃球做事情。”9月8日凌晨3點多,他心里不平靜,給姚明發了一條微信,“戰役失利,全局猶存,痛定思痛,砥礪前行!”

?“中國男籃和世界強隊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還在繼續拉大,老百姓和領導對男籃的期望又很高,高期望值和客觀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姚明要想辦法彌合,要組成突擊隊,全力以赴想辦法。”李元偉沉吟片刻,說出心中的擔憂,“修修補補恐怕不行,姚明必須抓緊時間推倒重來,這樣的結果再出現一次兩次,他的處境就會跟我們當年一樣艱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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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村里的“紅眼病”

正在承受“中考”壓力的項目掌門人不止姚明,2020年東京奧運大考的迫近更使得中國體育露出功利色彩——今年年初當選中國羽毛球協會主席的張軍表示第一要務是力拼東京奧運五金,為此羽毛球超級聯賽計劃停賽一年;中國乒協主席劉國梁精心布局,國乒的日子看起來是最好過的,但乒乓超級聯賽為備戰東京奧運會,自2018年便已拒絕外援加盟;中國女排豪取11連勝捧得世界杯當天,中國排協正式公布了再度修改調整的2019-2020女排超級聯賽賽程,壓縮到僅剩兩個半月,朱婷也結束海外征程,加盟天津女排,以便備戰東京奧運……

“國家隊生病,就讓聯賽吃藥,這是我特別反對的。”然而“上命難違”,2006年8月,李元偉曾接到體育總局領導的電話,“領導在電話里明確對我講,‘為了備戰2008年奧運會,你們要壓縮聯賽,給國家隊備戰留出更多時間。’”

這個電話打亂了CBA聯賽深化改革的一攬子計劃。2004年雅典奧運會上中國男籃絕處逢生,絕殺塞黑,打進八強,李元偉站在場邊對記者說,“中國籃球改革太需要這場勝利了!”雅典奧運會后,CBA職業聯賽得以順利推出,男籃告別了甲A十年,由升降級改為準入制,2005-2006成為中國男子籃球職業化元年。??

革新初興,壓縮賽程不僅直接帶來經濟損失,也使得聯賽改革舉措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受到社會各界質疑,姚明當時便公開發表了自己的反對意見,“聯賽縮短之后,國家隊也許會在短期內得到一些幫助,但這是以犧牲中國籃球發展的基礎為代價的。聯賽縮短必然削弱聯賽水平,而聯賽的水平決定國家隊的水平。”

時任中國隊主帥尤納斯也表示不解,“他認為關起門來長時間封閉集訓,只會把隊員的激情練沒了,與歐美強隊比賽也只是我們的一廂情愿,人家都在打聯賽,哪有時間陪我們的國家隊練手?”

球迷用瘋狂灌水表達氣憤,現在還可以搜到“李元偉下課!李元偉跟閻世鐸有什么兩樣?”的帖子,媒體報道的標題更讓他有苦難言——《壓縮聯賽 李元偉豪賭2008》。

在回憶錄《李元偉籃壇風云路》一書中,李元偉完整闡述了自己對職業體育的認識,“目前中國的體育體制是以競技體育舉國體制為核心的,它決定了籃球就只能是競技籃球,它的價值取向很單一,就是為國爭光。……但現代籃球的內涵顯然不只是競技籃球,還包含娛樂籃球、財富籃球和文化籃球的屬性。”他說自他2004年去NBA訪問就有了一個初步認識,認清之后便朝著這個方向堅定地去推進,“怎么發展職業籃球?就是要堅持市場化的方向,走深化改革的路子,中國籃球的整體水平才能提高,而不是拿過程中出現的局部問題來否定大方向。”

“一味地要成績,這和上世紀50年代、70年代的想法又有什么區別呢?”

2004年雅典奧運會,他第一次作為項目中心主任帶隊參加“高考”。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袁偉民按照他一貫的習慣,放棄組委會安排的五星級酒店,和運動隊一起住進設施簡陋的奧運村,每天凌晨的團部會議上,各中心負責人像“連長”一樣匯集到總司令麾下,“袁偉民是個內行且非常嚴厲的領導,他在團部會議上批評起人來是根本不留情面的。”

時任田徑中心主任羅超毅因為壓力過大,匯報工作時甚至急得落淚,劉翔、邢慧娜在雅典奧運會最后一個比賽日連拿兩金,羅主任一下子從地獄邁進天堂,“據說老羅樂得凌晨兩點鐘去敲團部的大門。”李元偉笑言這個事兒應該是演繹夸張了的,但是他對那份高壓深有同感,“那段時間,女籃眼見著進不了八強,男籃的日子也不好過,我整個人就像被上緊了發條似的,覺睡不著、飯吃不下,腦袋整天昏沉沉的,兩只眼睛熬得通紅,跟得了紅眼病似的。”

雅典奧運會結束后,李元偉問男籃力克塞黑的功臣之一杜鋒,“競技體育帶給你們運動員的最大感受是什么?”杜鋒說,“成王敗寇!”

共同經歷奧運高壓拉近了中心領導與運動員之間的距離,杜鋒問李元偉,“那您呢?”

“我說我的感覺是‘大喜大悲,冰火兩重天!’”他沒有告訴身邊的年輕人,自己其實還有一種“很強的無力感”。

大球掌門人難當。

“我曾經當著總局領導的面也說過,我們非常認真地學習過咱們傳統優勢項目的經驗——諸如縮短戰線,確保重點;長期集訓,三從一大等等。但是這些在個人、靈巧型、技能型項目中得到驗證的成功經驗并不符合三大球的特點與規律,生搬硬套,那就是違反規律、削足適履。”

關于運動項目復雜性的不同,金句頻出的姚明曾說,“練什么打什么的運動最簡單,練什么不比什么的項目最復雜。”李元偉稱贊這個總結非常有智慧。

大球項目的長期強大還需要一個健康的生態體系作支撐,國家隊、聯賽、青少年培養三個體系相互聯系、相輔相成而又相對獨立,任何一個體系的狀況都能對項目發展產生深遠影響。“對于那些個人的、小眾的、非對抗性項目而言,可能就是抓好了國家隊這個系統,就能夠獲得足夠的金牌,即便是聯賽差一點,青少年培養規模也不用很大就可以過得去,而三大球則不行,三大球的生存發展必須依靠這三大系統的健全均衡協調發展,才能具備競爭實力,否則,即便在短時間內取得了一些好的成績,那也是暫時的、不可持續的。”

2007年,李元偉與時任中國男籃主帥尤納斯

“鑒于2008年奧運會臨近,任務繁重緊迫,我那時的工作思路就是加快發展、突出重點,兼顧當前與長遠,以國家隊建設、聯賽改革和籃球文化建設為工作重點,并推出全國業余籃球公開賽,而在青少年培養及校園籃球方面則盡力維持原有體系與格局。希望能為中國籃球下一階段的發展摸索一些有益的經驗。”1997年,李元偉作為副主任參與了籃球運動管理中心的籌備,工作了兩年半后調國家體育總局科研所擔任所長,再回籃管中心擔任正職時,已經55歲,“上任那一刻我已經想得很清楚,要做事情也就是頭三年,因為后兩年臨近北京奧運會和我的退休任期,出臺大舉措的操作空間就很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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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派”與籃球開放

唯成績論下的競技體育如此殘酷,但李元偉也不贊同完全否定競技價值、只看市場價值的說法,“競技屬性還是奧運項目的根本屬性,國家隊建設、國家隊的成績是項目發展的龍頭,也是項目負責人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元偉在任五年間歷經11次考試,“2次大考、2次中考、7次小考,中間多少驚險曲折……總局個別領導總覺得我沒有一心撲在國家隊,實際上我一直把國家隊建設當作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我能做的就是選對人,并且用人不疑,每當奧運臨近,我會提前幾個月就把所有工作移交出去,全部精力投入到隊里去。”

靠著努力和不可缺少的幾分運氣,11次大小考試都順利過關,使他得以在雅典和北京兩屆奧運之間,抓住用國家隊戰績換來的寶貴發展空間和社會環境,力推職業聯賽改革,他退休時CBA聯賽的市場估值達到2.4億至3.7億美金,以均衡健康的發展態勢力壓負面新聞不斷的足球和僅有女排國家隊戰績獨秀的排球。

李元偉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道,“在我的任期里,引起爭議的事情很多,聘請外教恐怕是所有爭議中持續時間最長、非議最多的一件事情。盡管如此,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這是打開中國籃球的大門、與國際接軌、迅速融入世界籃球發展潮流的一個必要過程,遲早得走,遲走不如早走。”??

2004年雅典奧運會,中國男籃在主帥、美國人哈里斯和執行教練、立陶宛人尤納斯兩位洋帥的帶領下打入八強。北京奧運周期,尤納斯繼續出任男籃主帥,女籃主教練也由澳大利亞外教馬赫擔任。盡管合作過程波折不斷,但兩位外教在北京奧運會上都率隊完成了任務,中國男籃打進前八,中國女籃晉級四強,北京奧運會后,中國男女籃在國際籃聯公布的最新排名中,分列第10名和第6名,均為歷史最佳。

“請外教是一個提升國家隊競爭力以及中國籃球水平的有效途徑。盡管我們擁有一批優秀的本土教練員,但是論能力水平,他們還沒有達到世界級籃球主帥的層級。”

內心里李元偉將外籍職業教練的引入,視為中國籃球打破封閉、“思想解放”的重要實踐。在他主政中國籃球的五年間,中國籃協先后聘請過12位外籍教練(包括技戰術、體能、康復、情報等各個領域),曾任北京體育大學副校長的李元偉將治學的開放思維引入到相對封閉的籃球領域,“我被稱為著名的‘洋務派’,我非常希望籃球人能夠從專業的角度來總結這段歷史,比賽成績的突破只有一時的功效,只有理念的更新才能持續產生影響。”。

“我那時候壓力很大,面對意見分歧、質疑強烈時,我就想清楚三條:我們為什么要聘請外教,不請外教行不行?這兩個外教適不適合中國隊?這樣搞下去,2008年奧運會有沒有希望?”他拍一下沙發扶手,“想清楚了,不管有什么壓力,我都會力挺外教走到底!”

2006年9月22日,中國女籃在巴西圣保羅世錦賽上僅獲第12名,平了世錦賽歷史最差戰績。盡管一個月前的男籃世錦賽上王仕鵬在終場前的一個超遠三分球把懸崖邊的中國男籃送入了前16,但總局領導和社會輿論,乃至籃管中心內部對當時統帥男女籃的尤納斯、馬赫兩位外籍主教練已經充滿質疑。

盡管李元偉當時看到了在兩位外教的調教下,隊伍的變化和進步,“但是競技體育只有結果,沒有如果!”在戰績面前他深感被動,甚至想到過辭職。

他在日記本里記下了自己一度“極度灰暗”的心情——“男籃世錦賽結束后,我的處境明顯惡化了,而女籃的失利更加劇了這個態勢。總局領導對男籃的成績很不滿意,對尤納斯已形成不利的看法和評價……總局領導重申縮短聯賽的意見,耐人尋味;籃球界內部包括中心的‘倒尤’風潮尤為激烈,形成上下呼應、內外配合,這股浪潮來勢兇猛,出乎我的意料,使我不得不進一步評估形勢,尋找對應之策。遺憾的是我經過判斷,感到沒有什么好的辦法,只能靜觀其變并做好撤退的準備。”

2007年歲末,是否更換中國女籃主帥馬赫在籃管中心內部又鬧得很大。“上面壓我,非要我把這個外教給換了,他們想在兩個外教里面至少換掉一個。總局領導找我談了多次,最后話說到什么程度,我說我就問一句話,‘2008年奧運會,中國男女籃的比賽成績,這個結果是誰來負責?如果由中心負責,希望領導多聽聽我們的意見,如果總局負責,你說換誰就換誰,馬上就換!’”

“我也不是外界說的,從不妥協,”李元偉笑了起來,“我其實是不斷在妥協,不妥協,我也干不到最后。”他收起笑容,正色道,“對我來說,我分得非常清楚,面對的是一個什么層次的問題,妥協,丟掉的是整體還是局部,該堅持的時候你必須堅持。”他提及中國男足在北京奧運臨近時用殷鐵生替代杜伊,最終混亂的國奧小組賽一場未勝慘遭淘汰。“讓步是有后果的,沒有人會為你承擔后果。”

李元偉卸任后,中國籃球在外教使用上進進退退,“外教的確不是來了就能管事兒的,要用好外教需要給他們配好班子,我們那時候前前后后換了多少人……”在李元偉看來,執行與配合層面的問題,不應該成為阻攔中國籃球開放的理由。

“長期使用外教,對中國教練員培養是一個災難,會打擊中國教練的信心,奧運會這么一個大舞臺讓外國人占領了,會對中國教練員培養帶來長期不利的影響,”李元偉聽到過一位籃壇元老的批評意見,“他說的有一定道理,但也不盡然。我們必須面對中國教練員斷層的現狀。火候不到,把本土教練硬推上去,對他們也是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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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了隨時下課的準備”

2017年2月,姚明在位于國家體育總局對面的天壇飯店4層全票當選新一屆中國籃協主席,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助理李穎川稱姚明的當選是“體育事業改革的標志性事件”。

兩個月后,籃管中心的業務職責正式移交到姚明主事的中國籃球協會,“協會實體化”第一次落地成型。

更戲劇化的一幕發生在2017年4月27日,中國籃協將所持有的30%股權以858萬人民幣的價格轉讓給CBA 20家俱樂部,自此,每個俱樂部均持有5%的股份,CBA真正實現了俱樂部共有。2008年4月,李元偉曾在芝加哥商學院“中國籃球的未來”論壇上披露過CBA未來第二階段的規劃——建立股份制CBA聯賽公司。

“當時有人認為我是在退休前放一炮,其實這是我一貫的思想和努力為之奮斗的目標。”他預感到自己退休后,提升聯賽的《北極星計劃》實施起來會有困難,“但我還是想把我們的完整構想和路徑講出來,讓更多關心籃球的人開闊視野和思路,多一種思考和選擇。”

這份出臺于2004年、自2005年開始實施的超前計劃,原定規劃是用十年走完“能力建設、股份制運作、鞏固提高”三個階段,“將CBA打造成為亞洲最好的聯賽,并向世界級的職業籃球聯賽邁進。”雖然股份制運作的最終實施比原計劃整整晚了6年,但北極星的星光畢竟還是穿透諸多阻礙,透射出來了。

“協會實體化的方向是對的,”李元偉稱贊姚明這兩年多時間積極改革、成績斐然,“新籃協實現了平穩過渡,社會各界對籃球的未來抱有很高的期待。”

“男籃失利肯定是一個重大挫折,”蜜月期結束,在壓力環境中主持工作時,掌門人更要有一份冷靜,“除了要解決男籃國家隊暴露出來的嚴峻問題,新籃協還將面對更為艱巨的改革攻堅任務——如何實現籃協工作網絡的立體化覆蓋,切實推進地方籃協實體化建設,促進籃協專業委員會職能的發揮?如何克服工作中的行政化傾向,學會按照社團的、市場的、法律的方式推進工作?如何進一步強化管理隊伍建設、轉變工作作風、更新工作方法、提高工作效率等等,都是籃球管理者必須面對的緊迫問題。”?

“不同階段要面對不同的局面,處理不同的問題。在我那個時期,籃球就是個江湖!”李元偉解釋說“江湖”并不是負面意思,而是指“各種利益糾葛的復雜局面,那些人情世故、復雜的東西,還有因為里面有利益,很多人不按常規辦事,很多人想進來,還有很多人不用正常的手段,處理這些事,光是理想主義不行,沒有立場更不行……”

“不僅是籃球,任何一個行業,從某種意義上講,(其實)都是一個江湖。各種東西涌上來,一定要抓住重點。我那時候最看重的就是籃球事業的快速發展、可持續發展,為了這個,不管出現什么阻力,我都可以把它搬開。人家看我很溫和,我這個人也沒有給誰拉下臉來,叫誰下不來臺,但是我干的事都不含糊的!”

著名體育記者、評論員徐濟成曾經深度參與李元偉所推行的籃球改革,他說,“李元偉應該成為中國體育界的柳傳志和張瑞敏,CBA應該在10年前就成為中國體壇的頂級品牌。”這兩個“應該”里隱藏著各種掣肘所帶來必然制約與遺憾,2009年1月,李元偉卸任籃管中心主任一職,“在我任職的五年間,我做好了隨時下課的準備。”

(實習記者都芃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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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 2019 第37期 總第615期
出版時間:2019年12月0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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